日前，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》（以下简称“规划建议”）发布，明确提出“十五五”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方针，为做好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。
其中，提出将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放在第一位，并且要把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，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；突出 “投资于人” 的战略导向，明确提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，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……每一项都紧扣社会关切。
如何理解 “投资于人” 的核心要义？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、释放 “人才红利” 的关键突破口在哪？房地产行业现状如何，未来又将呈现怎样的发展新格局？对此，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对话了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。
没有产业就没有真正的创新，制造业占比GDP应在25%左右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与“十四五”规划相比，“十五五”规划建议有什么突出特点？
刘元春：“十五五”是一个夯实基础、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，一定要锚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来进行战略规划和战略部署。“十五五”规划建议凸显了这一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，特别是对我们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所面临的一些核心问题，它抓得特别准，主要体现在四大方面：一是更加突出新质生产力以及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；二是更加突出新发展格局，特别是国内大循环、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全面推进；三是更加突出安全问题；四是更加突出民生问题和共同富裕。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“十五五”规划建议将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放在第一位，并且要把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，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。这释放什么信号？
刘元春：现代化产业体系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、综合国力、国防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根本基础。这是人类历史特别是市场经济形成400年来印证的基本规律。如果没有产业，特别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撑，仅就科技论科技，科技是走不远的。
没有产业就没有真正的创新。“十五五”规划建议之所以把现代化产业体系放在第一位，而非像“十四五”那样把科技创新和自立自强放在首位，正是基于我们对产业－科技良性发展新规律的认识，以及我们对苏联和美国过去数十年经验教训的总结。
因此，我们明确提出，要服务实体经济，保持制造业的合理比重。近年来，我国将实体经济特别是高端制造业放在核心位置，从而推动竞争能力大幅提升，也推进创新从传统、初级的应用型创新向基础型创新延伸，这些都得益于我们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强化。
我认为，制造业占GDP比重应稳定在25%左右。历史上，很多大国在强盛时期均保持25%的制造业占比，我们现在也是如此。很多人认为，根据“配第-克拉克定理”，一个国家进入到后工业化社会，制造业将萎缩，服务业将大幅飙升。但是现在大家认为这种观点，包括丹尼尔·贝尔等人提出的后工业化社会和产业梯度发展的理论，与大国战略实际上是不相匹配的。所以，美国人也大呼他们上了后工业化社会理论的当。
因此，我们要抓住“产业”，但这需要很多制度体系和战略体系作为基础，而不是简单地喊口号。
投资于人可改善民生，提高获得感和幸福感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规划建议明确提出“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”，这一提法背后是一种怎样的考量或者经济学逻辑？
刘元春：投资于人，核心在于大力推进民生建设。其中，投资于教育、提高人力资本，是比提高物质资本更为重要的战略举措。
与投资于物相比，投资于人不会直接反映在产能上，这避免了投资于物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效果。此外，投资于人能够切实改善民生，直接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。同时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，不仅夯实了社会发展的基础，还能释放出新的消费需求，有效增强内循环动力，逐步扭转当前消费不足、内需乏力的局面。
过去，我们简单地注重物的投资，虽然短期内拉动了需求，但实际上也扩大了供给，容易出现供需错配、供大于求的问题。所以，未来我们投资的内涵、方式将发生巨大变化，不是像传统增长模式中大规模进行物质资本的投入，而是体现在技术、人力资本、福利、素养等方面的提升，从而改变主体的能力以及相应的内需结构和总量。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当前，实现高质量就业，发挥“人才红利”的关键突破口是什么？
刘元春：未来十年，我国高校毕业生将持续攀升。据预测，高校毕业生人数将从2025年的1222万增至2038年的1600多万。
然而，在高校毕业生供给提升的同时，技术进步导致相应高端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趋于下降。因此，未来10年（高校毕业生）的就业压力将会是前所未有的。就业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不仅是经济问题，更关乎社会和政治稳定。
要缓解这一压力，我们必须对一些劳动密集型的行业进行全面改造和发展，特别是大力发展服务业。服务业是劳动力吸纳能力最强的产业，其就业占比在欧美国家达80%左右。因此，发展服务业依然是我国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方向。
其中，应优先安排劳动力吸纳能力强的行业。举个例子，中国有3000多万失能老人，对应需要护理人员逾3000万。如果我们给予失能老人一些财政补贴，使他们能负担陪护服务，一方面解决了养老问题，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就业问题。
整体来看，未来应从两方面进行改革，首先，推动劳动力供给与服务业需求相匹配；第二，打造新型服务体系，国家通过财政补贴、产业政策、市场引导等举措，激活行业发展潜力。当然，在特定时期，还可采取以工代赈等模式，由国家构建适应于大学生就业的新项目，既培养其能力，也实现了有效的转移支付。
总之，我们要根据未来产业发展结构，很好地计算出就业需求，根据供需缺口来提供国家政策主导型的就业方案。
房地产已摆脱最危险时期，底部调整会经过一段时期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“十五五”规划建议中，房地产相关内容被写入民生部分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你对未来5年房地产的走势有什么判断？
刘元春：“十五五”规划建议在民生部分谈及房地产，是希望贯彻房住不炒，突出“房住”这一民生功能，更关注房子的居住属性。但这不等于中央不承认房地产的资产功能，不必过度解读。
在今年7月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，中央已对房地产下一步的调整做出了明确部署，一是从增量时代进入到存量时代，二是要以城市更新和新型城镇化作为两个核心抓手，通过市场化和政府进行双轨解决。因此，高质量的住房建设和新型发展模式是“十五五”关注的重点。在这一点上，要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精神，对下一步房地产的调整拿出一系列新的落实方案，这是值得关注的。
经过四年的调整，房地产已经摆脱了最危险的时期。过去四年，国家一方面通过“保交楼”防止房地产的风险向社会蔓延，另外一方面通过白名单制度，通过对流动性的关注，防止房地产深度调整向金融体系进行蔓延。这两个目标完成得很好。
下一步，就会进入到房企债务重构、市场出清，以及新的房地产开发模式和国家新的住房建设体系建设的第二阶段。这个阶段应当有一系列的政策出台，帮助房地产快速触底。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，这个过程是很复杂的，不是简单地像买青菜萝卜一样，少了就涨，多了就跌。相应政策的出台也涉及大量利益。
所以，我认为，房地产底部调整的阶段会经过一段时期，但它也恰恰是我们构建房地产新发展模式、构建中国特色住房保障体系的最佳时刻。只要我们能做出一些突破性的调整，那么中国房地产进入到一个新的、健康的阶段是可期的，而不是像国外一些机构所认为的，还要在底部爬行很长时间。当然，政策依然是核心要件。
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胡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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